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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幸福的我
大家都说我这个人真有福——虽然人长得不怎么样，大头大眼，怪——小时候是妈妈，现在是朋友，大家都这么说，好像我是一个衣锦还乡的小混混。这样看来，福份这东西是天生带来的，它和眼、鼻、口、耳等器官有关，它们像是一对对的连体婴儿。当然，我那异乎寻常的幸福还因为——我没心。
没心没肺的幸福总是最彻底的幸福。
我的口福真像弥勒佛笑容一样，让人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香喷喷，金灿灿的。妈妈说我的嘴巴像灶膛，什么东西都能往里塞，而且都能发出欢快的哔哔啪啪的响声。小时候实在没有东西塞嘴，小石子我都能吮得津津有味。朋友们把我说得更绝，说我“有毛的蓑衣不吃，四条腿的桌子不吃，会飞的飞机不吃，会爬的汽车不吃，坐着的马桶不吃，站着的衣架不吃，其它的什么都吃”如果遇见的是另一班熟人，还会加上一句“硬的石头不吃，软的狗屎不吃。”我自己也曾有过一个美妙的计划，哪一天下岗了，就办一个“大吃大喝有限公司”招一班厌食的孩子。他们看着我吃任何东西都津津有味的样子，一定会胃口大开。
而最令人羡慕的，还是我的眼福。小小年纪的我，就看过许许多多大开眼界的东西。我曾看过拖着像扫帚一样长长尾巴的星星，长大了以后我知道那是慧星；有一年七月七的时候，我在村后山谷里的一块大青石上看到正在换他那红色衣服的山魈——一种很小很小的山鬼。我看过母鸡打鸣，看过人咬狗。但很多人不相信。还有一些东西我说不出它的确切名字，我只好把它仔细描述一番：他们两个人——
傻瓜，他们这是在打洞，听的人这样对我说。
他们直羡慕。我看过打洞——而且还不只一次，不只在一个地方，不只一对。
他们奇怪我有这么好的运气。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运气。我心里纸一样地明白，我的眼福其实都来自我那喜欢走个不停的双脚。当然，还因为我爱没心没肺地瞎闯。我总是能感觉到自己的孤单，和那死一般的寂寞，我到处想找人玩，但不知为什么，大家好像一下子在村子里消失了。我只好像只瞎猪一样到处拱，好在，我的双脚总是那样勤劳，那样充满弹性，就像两根又细又长的蹦迪绳一样。我这家进那家出，我走过一条条田埂，走过一片片的树荫，跨过一条条的小溪，有时候还翻过一座座的山。我很少找到我的玩伴，但是，我却看到许多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那是一公一婆在打洞，听着的人这样笑着对我说。
但是，我记得，打洞的人却对我说：喂，还看——快走，回去看你爸你妈！
我没有应他们，我直直地向他们移去。
“眼睛瞪着这么大干什么？出去出去！”
我走了出去，把门和窗都扇开着，我听到那裹在被子下的女人从头发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孩子真怪，怕人。
有时候是温柔一些的声音：小孩子，读书了吗？
你是先生，对吧？我说。我们这儿方言管老师叫先生。我认出这发出温柔的瘦瘦的声音的人是哥哥他们的先生，不只一次。
别看了，回家吧，郭先生又无限温柔地对我说。
嗯，我应声走出屋子的暗影，绕过旋浮着灰尘的光柱，轻轻地帮他们带上门。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温柔地说过话，我被他的温柔的声音熨得服服帖帖，像一件衣服一样贴在门板上，晾在阳光里。望着静静的村子，有一种收获的幸福如风袭来：我和郭先生是最熟的熟人了，明年当我坐进他的班里读书的时候，他一定会对我最好——一定。
2、郭先生的小小不幸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最幸福的人不是我，是我们的郭先生。
大家说，郭先生这先生没白当。
我们这里的三个自然村依山而居，名字也就因地自自然然地叫成岭脚、岭背、岭头。我们这儿最有名的，可能就要算这从岭脚一直攀到岭头的岭了，就像一根长扁担挑着两个村子。我的家乡岭背就是这骨碌碌地冒汗的挑担人了。从岭脚到我们岭背这条长长的在树荫里穿进穿出的岭，我们管它叫遥岭；而从我们岭背到岭头的那条又陡又曲折的岭，我们叫穹岭。我们这有一句民谣，每一个人都会唱，来这里的外乡人也差不多都知道“遥岭摇半年，穹岭冲到天。”
学校就建在我们岭背村，岭脚和岭头的同学一早一晚就让书包在屁股上哔哔啪啪地敲着，在岭上走过，像电线上一串串的燕子。中午，他们带着饭在学校里吃，郭先生是岭脚人，他在各家轮饭。学校三个年级三个班，就郭先生一个老师。
当我坐进郭先生的教室，我就可以整天瞪大眼睛看着他。郭先生瘦高个子，不发脾气的时候就像菜园子里落满麻雀的稻草人。偶尔发一下脾气，就要可爱多了，虽然大家大气不敢出，也不敢声张，可望着他的眼里，却全是笑意和赞许，就像妈妈鼓励大病之后的孩子海吃一番似的。郭先生在气乎乎地叉一下头发，海阔天高旁征博引地大说一通之后，总会抱歉地一笑，用那种我熟悉的温柔的语气说：不好意思，你看，先生又发脾气了。
大家都笑。最是郭先生最后这莞尔一笑，和他那因为生气而充满血色和青光返照的脸，让大家想起了陆陆续续听来的关于郭先生过去的一些故事。
郭先生毕业于省少数民族师范学校，他是回族，听说还是学校里的高才生。听说那时候像他这样正式的师范生全乡也就两个，但因为郭先生是岭脚人，其它老师——就是代课老师也不愿来我们这儿教书，所以，郭先生就理所当然地回老家教书了。听说，郭老师刚来的时候，他师范里的一个女同学准备和他一起在我们家乡教书，但她只呆了一个月就走了，据说是忍受不了在郭先生家一家十几口挤在一起的日子——郭先生家就一间房子，大家都挤在一个房子里吃饭、睡觉，当一家十几口人跑到路上来吹风的时候——郭先生的家正对着一条大路——外人就知道屋里正有人洗澡。当然，也有人说郭先生的那位女同学决定要走是因为郭先生家的茅坑。我们这儿的茅坑都是一只一人多高的大木桶，架着一只木梯子，人高高地坐在上面，倒也可以眼观八路，耳听四方。但郭先生的那个女同学就是不习惯，坐在上面，除了眼泪，怎么也拉不出东西来，而且还好几次上下梯子的时候，差点摔了下来。长时间屙不出东西，使得她越来越心烦气躁，整天坐立不安，茶饭不思，脸上开始冒出一颗颗触目惊心的黑痘。没办法，郭先生只好带他的女同学到地里去拉。那时候地里正是藕芋拔节绿叶满园的当儿，地里是一片汪洋碧绿。郭先生的那小巧白净的女同学一走进这片绿帐，就没了影。郭先生一直小声地叫着她的名字，就像牵着一根细细的线，生怕她没了似的。但随即郭先生就不由地闭上他那藕断丝连的呼唤，一股亲切的恶臭在枝枝叶叶间迅速弥漫开来。如果不是那份发自内心的亲切，郭先生早地一股脑儿被熏跑了。
“痛快。”她一钻出藕芋林，裹着一身亲切的臭气陶醉地说“痛快，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
后来，她的大号小号都跑到这藕芋园里来解决了。
可是后来，听说又出了件小事情。他们村的一个小混混有一天突然说，他看到郭先生女同学的白屁股了。那个小混混没有别的本事，但是流着口水说白话却是他的一绝。在他流着口水的滔滔不绝中，郭先生的那位女同学的屁股就像一个刚削的汁液丰富的雪梨坐在我们的面前，坐在夏天大家纳凉的习习山风里。连那股沟上的一颗小红痣，也被小混混的口水洇得如鲜血梅花一样艳丽多姿。以后，当我在师范学校里每一次静物写生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郭先生的那个女同学。
郭先生那个白屁股的女同学在一个月光如雪山风如水的夜里走了。但我们看不出郭先生有什么太大的悲伤，他说，一切东西的来来去去，都有她的道理，都是偶然的必然又是必然的偶然，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要出豆豆一样。上帝是慷慨的，他老人家的口袋里有的是让我们惊喜的东西，只要我们乐于接受，我们的日子里有的是幸福。我们喜欢郭先生，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常常知道上帝要说的话。
3、郭先生的幸福时光
郭先生是对的，只要我们乐于接受，我们的日子里有的是惊喜。
“你好，现在是读书仔了，以后就不要到处走了。”开学的第一天，郭先生认出是我，就用他那无限温柔的声音对我说。
“我想找人玩。”我说。别人都说我说出来的话都是皱纹，像个小老头，不知郭先生是否也听出了我声音里的那份抹布般的沙哑和多皱。我多么希望能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啊。
“那你可以找同学们玩啊。”郭先生还是那么温柔，而且还带着他那白白的单薄的笑，似乎很高兴。看来，郭先生并不讨厌我的声音。
“可是，可是，他们一放学就没了。”我大胆地看着郭先生说。他也有像我一样大大的眼睛，这让我一下子就找到了一种亲切感。只是，他的脑袋瓜虽然看样子挺重的，但因为是长条，长而薄的头发围了一匝，所以看起来显得并不大。
“那倒也是。”郭先生不由地笑了“那你以后要先敲敲门。”
“还是你把门闩上吧。”我慢吞吞地说，把自己都吓了一跳，那像抹布一样的声音又来了。
“鬼头！”好在郭先生仍然并没有讨厌这抹布的意思，他拍了一下我的大头，笑了。
从这开学的第一天开始，大家就说郭先生对我最好。他是郭先生的种，当郭先生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四下传说着。似乎充满着嫉妒又似乎充满着不屑，好像如果我真的是郭先生的种，郭先生对我的好就要打个折扣似的。
“郭东方——”他们冲到我面前可着喉咙大声地喊着郭先生的名字，好像我是他们的一面镜子或一片深谷。当然，这都是在郭先生不在的时候，或者在路上，或者在我要找他们玩的时候，更多的是我拿着奖状或中午坐在教室里独自看书。
但我还是那么幸福有加地生活在郭先生的关心里，生活在郭先生的细语春风里。我说过，像我这样没心没肺的人，幸福总是最彻底的。幸福着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我并不急着去问妈妈。
每一天中午，都是我们这些读书仔最疯最开心的时候，我们的喧哗声，常常把村里一些还没有上学的孩子也都勾了过来。因为我们，鬼都给吓跑了。学校在村脚，设在一座老祠堂里，据说以前这里常常闹鬼，加上祠堂里放得都是祖宗的牌位和散发着青漆味的棺材，胆子小的人即使在白天也是连跑带跳地经过这里。但自从变成了学校，再没有谁看见过闹鬼的事了。就连那乌黑得有点阴森、庞大得有点压抑的棺材，都成了我们抓谜藏和骑木马的好地方。此外，我们还玩拧新、出兵、跳房子、跳皮筋等游戏。
一天中午，我们大家正在玩拧新，有点像出兵，我到你那儿轻轻拧一下，你又到别个同学那里轻轻拧一下。大家拧得团团转，四处跑，就像一窝开了箱的蜜蜂。尤其是女同学，刚换上春装，像一只只美丽的花蝴蝶，她们一惊一叫地往四下的田里跑去，又兜回来，像是躲避又像是引逗。刚从厚厚发毛的冬装里褪出来的白白的胳膊、软软的春泥和绿油油的田野，还有女同学悦耳的惊叫，让我们大家忘了时间。不知不觉，上课的时间都过去了。
郭先生怎么还没来？大家心照不宣地交流着，生怕被班长这个管家婆听到。
“回教室。回座位。”管家婆开始喊大家了，后来干脆“铛——铛——”把檐下的铁条敲响了。
大家陆陆续续回到教室，但大部分人并不在自己的座位上坐着，大家都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个性和爱好，有的人坐在桌子上，有的硬是要坐在别人的膝盖上，有的坐在窗台上，还有的人站在先生的讲台上，教室更闹了。
郭先生很少迟到的，今天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很多同学奇怪地议论着。
“大头。”郭三喜突然冲着我叫道“大头！回去叫你妈妈放了郭先生吧，我们还等着他上课呢。”
男同学哄堂大笑，女同学嘴里不敢笑出声，但也都睁大眼睛看把戏一样看着我。
“叫你妈，叫你妈的水牛x把人放了。”我说。
这会连女同学也捂着嘴笑了。
他们知道在我这，嘴上赚不到什么便宜，结果都会用拳头来对付我。果然，郭三喜提着他的拳头向我走来。
“有种的你再说一遍！”
“你妈水牛x！”我瞟了他的拳头一眼，想了想，还是用我那皱巴巴的声音再说了一遍。
“有种的你再说。”他用力地推了我一下。
“你妈水牛x！”这一回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声音响亮，一点都不打皱。
“卟”他一拳打在我的鼻子上。我感觉一酸，随即一股咸咸的液体汩汩而出。
“你妈水牛x，你妈水牛x。”我一个劲地喊着，是那种真正的血口喷人的味道。
“流血了，流血了。”有人开始叫，有人过来帮我止血，有人把郭三喜拉开。
“你妈水牛x！”我挣开帮我止血的人继续骂着“我要说一亿遍，一亿亿遍：你——妈——天——大——水——牛——x——”
“好了，好了，大家都到自己的位置去，郭先生就要来了。”管家婆敲着讲台桌说。
这时候，我们村的老光棍二宝经过学校门口，听见管家婆这么说，就笑着说“早着呢，你们的郭先生还在找他的裤子呢。”
“二宝，你瞎说什么。你再瞎说，我们就去告诉大匡他妈。”管家婆急忙说。
大家哄堂大笑，差点把屋顶的瓦片掀翻了。
二宝虽然年纪一把，辈份也不小，但大家都直呼其名；虽然打着光棍，但福气不错，时常帮着大匡他妈干点事，也就时常可以暖暖脚。
“你他妈才瞎说呢。”二宝不气反笑了“不信你带一班同学到木匠林那看看。很多人都在那看好戏呢。木匠林这会正把郭先生的衣裤一件件用竹竿挑着挂在院子里吹风呢。”
看来，郭先生这次又是忘了闩门了。
大家面面相觑，有点不敢相信似的。最后大家把目光虚晃到木匠林的儿子郭小林身上。
“看什么看？没见过祖宗啊！”郭小林勇敢地迎着大家的目光，并不气短“阿猫和阿咪，大家都一个样。”
“郭先生好。”靠门口的一些同学突然大声地喊道。这是我们常用的通风报信的方式。
郭先生果然来了。他看起来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郭先生早。”二宝一见，笑嘻嘻地扛着锄头走了。
“同学们早。”郭先生条件反射地喊道。
大家大笑。
“上课。”郭先生赶紧说。
“起立。”管家婆赶紧严肃有加地喊道。有的同学都笑得站不起来。
“这节课，我们唱歌。”我们上的是复式班，但音乐课是三个年级一起上的，郭先生等大家一坐下就开始上课了，并不说一下自己为什么迟到了。以往他可不是这样的，看来，二宝说的是真的。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郭先生领我们唱了起来。郭先生喜欢唱歌，也唱得好，听说读师范的时候还得过奖。所以，时不时，他就会教我们唱歌。
“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大哥哥好不好，我们一起去抓泥鳅——”
郭先生今天好像特别想唱，在同学们“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欢呼声中，郭先生唱了一首又一首。窗外，不时有乡亲们驻足观望，但郭先生一点也不在意，好像还越唱越起劲。一个下午，就在此起彼伏的歌声中度过了。
“时间到了，放学吧。”郭先生突然说。
“啊？”同学们不由得叫出声来。
但放学毕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大家把原封未动的书包挂在肩上，一窝蜂地出了教室。
我的动作总是最慢的，平时郭先生总是说小老头我们走吧，但今天，郭先生好像比我还慢，好像存心要走在最后。当我走出教室的时候，我发现先出来的同学并没有像平时一样四散开去，而是聚在小小的操场上议论纷纷。在操场一角的山墙上，正插着一根细细的竹竿，竹竿上挂着一条漂亮的红色的三角短裤正迎风飘扬。
“是郭先生的。”有人轻声地说。
“你怎么知道？”有人笑着问。
说的人马上噤了舌头，缩到人堆里去了。
我想都没想，上去拔出竹竿，扛着大旗拔腿就跑。
我不知同学们什么反应，但我分明看到走出教室的郭先生正无限温柔地看着夺路而跑的我，就像一个指战员看着他心爱的旗手向无名高地英勇进发。
我确信，这条漂亮的红裤衩是郭先生的。在我们这儿，不会再有人有这样漂亮的短裤了。大家的裤衩是千条一律的蓝色，平脚，就像把一条长裤齐腿截去一样，所以大家都叫它裤头。就是这样的裤头，大家也都可以当外裤穿，好几次我看到叔叔大伯们皱巴巴的鸡鸡贼头贼脑地耷拉了出来。
“鸡鸡，它出来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惊喜地告诉... -->>
1、幸福的我
大家都说我这个人真有福——虽然人长得不怎么样，大头大眼，怪——小时候是妈妈，现在是朋友，大家都这么说，好像我是一个衣锦还乡的小混混。这样看来，福份这东西是天生带来的，它和眼、鼻、口、耳等器官有关，它们像是一对对的连体婴儿。当然，我那异乎寻常的幸福还因为——我没心。
没心没肺的幸福总是最彻底的幸福。
我的口福真像弥勒佛笑容一样，让人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香喷喷，金灿灿的。妈妈说我的嘴巴像灶膛，什么东西都能往里塞，而且都能发出欢快的哔哔啪啪的响声。小时候实在没有东西塞嘴，小石子我都能吮得津津有味。朋友们把我说得更绝，说我“有毛的蓑衣不吃，四条腿的桌子不吃，会飞的飞机不吃，会爬的汽车不吃，坐着的马桶不吃，站着的衣架不吃，其它的什么都吃”如果遇见的是另一班熟人，还会加上一句“硬的石头不吃，软的狗屎不吃。”我自己也曾有过一个美妙的计划，哪一天下岗了，就办一个“大吃大喝有限公司”招一班厌食的孩子。他们看着我吃任何东西都津津有味的样子，一定会胃口大开。
而最令人羡慕的，还是我的眼福。小小年纪的我，就看过许许多多大开眼界的东西。我曾看过拖着像扫帚一样长长尾巴的星星，长大了以后我知道那是慧星；有一年七月七的时候，我在村后山谷里的一块大青石上看到正在换他那红色衣服的山魈——一种很小很小的山鬼。我看过母鸡打鸣，看过人咬狗。但很多人不相信。还有一些东西我说不出它的确切名字，我只好把它仔细描述一番：他们两个人——
傻瓜，他们这是在打洞，听的人这样对我说。
他们直羡慕。我看过打洞——而且还不只一次，不只在一个地方，不只一对。
他们奇怪我有这么好的运气。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运气。我心里纸一样地明白，我的眼福其实都来自我那喜欢走个不停的双脚。当然，还因为我爱没心没肺地瞎闯。我总是能感觉到自己的孤单，和那死一般的寂寞，我到处想找人玩，但不知为什么，大家好像一下子在村子里消失了。我只好像只瞎猪一样到处拱，好在，我的双脚总是那样勤劳，那样充满弹性，就像两根又细又长的蹦迪绳一样。我这家进那家出，我走过一条条田埂，走过一片片的树荫，跨过一条条的小溪，有时候还翻过一座座的山。我很少找到我的玩伴，但是，我却看到许多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那是一公一婆在打洞，听着的人这样笑着对我说。
但是，我记得，打洞的人却对我说：喂，还看——快走，回去看你爸你妈！
我没有应他们，我直直地向他们移去。
“眼睛瞪着这么大干什么？出去出去！”
我走了出去，把门和窗都扇开着，我听到那裹在被子下的女人从头发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孩子真怪，怕人。
有时候是温柔一些的声音：小孩子，读书了吗？
你是先生，对吧？我说。我们这儿方言管老师叫先生。我认出这发出温柔的瘦瘦的声音的人是哥哥他们的先生，不只一次。
别看了，回家吧，郭先生又无限温柔地对我说。
嗯，我应声走出屋子的暗影，绕过旋浮着灰尘的光柱，轻轻地帮他们带上门。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温柔地说过话，我被他的温柔的声音熨得服服帖帖，像一件衣服一样贴在门板上，晾在阳光里。望着静静的村子，有一种收获的幸福如风袭来：我和郭先生是最熟的熟人了，明年当我坐进他的班里读书的时候，他一定会对我最好——一定。
2、郭先生的小小不幸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最幸福的人不是我，是我们的郭先生。
大家说，郭先生这先生没白当。
我们这里的三个自然村依山而居，名字也就因地自自然然地叫成岭脚、岭背、岭头。我们这儿最有名的，可能就要算这从岭脚一直攀到岭头的岭了，就像一根长扁担挑着两个村子。我的家乡岭背就是这骨碌碌地冒汗的挑担人了。从岭脚到我们岭背这条长长的在树荫里穿进穿出的岭，我们管它叫遥岭；而从我们岭背到岭头的那条又陡又曲折的岭，我们叫穹岭。我们这有一句民谣，每一个人都会唱，来这里的外乡人也差不多都知道“遥岭摇半年，穹岭冲到天。”
学校就建在我们岭背村，岭脚和岭头的同学一早一晚就让书包在屁股上哔哔啪啪地敲着，在岭上走过，像电线上一串串的燕子。中午，他们带着饭在学校里吃，郭先生是岭脚人，他在各家轮饭。学校三个年级三个班，就郭先生一个老师。
当我坐进郭先生的教室，我就可以整天瞪大眼睛看着他。郭先生瘦高个子，不发脾气的时候就像菜园子里落满麻雀的稻草人。偶尔发一下脾气，就要可爱多了，虽然大家大气不敢出，也不敢声张，可望着他的眼里，却全是笑意和赞许，就像妈妈鼓励大病之后的孩子海吃一番似的。郭先生在气乎乎地叉一下头发，海阔天高旁征博引地大说一通之后，总会抱歉地一笑，用那种我熟悉的温柔的语气说：不好意思，你看，先生又发脾气了。
大家都笑。最是郭先生最后这莞尔一笑，和他那因为生气而充满血色和青光返照的脸，让大家想起了陆陆续续听来的关于郭先生过去的一些故事。
郭先生毕业于省少数民族师范学校，他是回族，听说还是学校里的高才生。听说那时候像他这样正式的师范生全乡也就两个，但因为郭先生是岭脚人，其它老师——就是代课老师也不愿来我们这儿教书，所以，郭先生就理所当然地回老家教书了。听说，郭老师刚来的时候，他师范里的一个女同学准备和他一起在我们家乡教书，但她只呆了一个月就走了，据说是忍受不了在郭先生家一家十几口挤在一起的日子——郭先生家就一间房子，大家都挤在一个房子里吃饭、睡觉，当一家十几口人跑到路上来吹风的时候——郭先生的家正对着一条大路——外人就知道屋里正有人洗澡。当然，也有人说郭先生的那位女同学决定要走是因为郭先生家的茅坑。我们这儿的茅坑都是一只一人多高的大木桶，架着一只木梯子，人高高地坐在上面，倒也可以眼观八路，耳听四方。但郭先生的那个女同学就是不习惯，坐在上面，除了眼泪，怎么也拉不出东西来，而且还好几次上下梯子的时候，差点摔了下来。长时间屙不出东西，使得她越来越心烦气躁，整天坐立不安，茶饭不思，脸上开始冒出一颗颗触目惊心的黑痘。没办法，郭先生只好带他的女同学到地里去拉。那时候地里正是藕芋拔节绿叶满园的当儿，地里是一片汪洋碧绿。郭先生的那小巧白净的女同学一走进这片绿帐，就没了影。郭先生一直小声地叫着她的名字，就像牵着一根细细的线，生怕她没了似的。但随即郭先生就不由地闭上他那藕断丝连的呼唤，一股亲切的恶臭在枝枝叶叶间迅速弥漫开来。如果不是那份发自内心的亲切，郭先生早地一股脑儿被熏跑了。
“痛快。”她一钻出藕芋林，裹着一身亲切的臭气陶醉地说“痛快，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
后来，她的大号小号都跑到这藕芋园里来解决了。
可是后来，听说又出了件小事情。他们村的一个小混混有一天突然说，他看到郭先生女同学的白屁股了。那个小混混没有别的本事，但是流着口水说白话却是他的一绝。在他流着口水的滔滔不绝中，郭先生的那位女同学的屁股就像一个刚削的汁液丰富的雪梨坐在我们的面前，坐在夏天大家纳凉的习习山风里。连那股沟上的一颗小红痣，也被小混混的口水洇得如鲜血梅花一样艳丽多姿。以后，当我在师范学校里每一次静物写生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郭先生的那个女同学。
郭先生那个白屁股的女同学在一个月光如雪山风如水的夜里走了。但我们看不出郭先生有什么太大的悲伤，他说，一切东西的来来去去，都有她的道理，都是偶然的必然又是必然的偶然，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要出豆豆一样。上帝是慷慨的，他老人家的口袋里有的是让我们惊喜的东西，只要我们乐于接受，我们的日子里有的是幸福。我们喜欢郭先生，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常常知道上帝要说的话。
3、郭先生的幸福时光
郭先生是对的，只要我们乐于接受，我们的日子里有的是惊喜。
“你好，现在是读书仔了，以后就不要到处走了。”开学的第一天，郭先生认出是我，就用他那无限温柔的声音对我说。
“我想找人玩。”我说。别人都说我说出来的话都是皱纹，像个小老头，不知郭先生是否也听出了我声音里的那份抹布般的沙哑和多皱。我多么希望能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啊。
“那你可以找同学们玩啊。”郭先生还是那么温柔，而且还带着他那白白的单薄的笑，似乎很高兴。看来，郭先生并不讨厌我的声音。
“可是，可是，他们一放学就没了。”我大胆地看着郭先生说。他也有像我一样大大的眼睛，这让我一下子就找到了一种亲切感。只是，他的脑袋瓜虽然看样子挺重的，但因为是长条，长而薄的头发围了一匝，所以看起来显得并不大。
“那倒也是。”郭先生不由地笑了“那你以后要先敲敲门。”
“还是你把门闩上吧。”我慢吞吞地说，把自己都吓了一跳，那像抹布一样的声音又来了。
“鬼头！”好在郭先生仍然并没有讨厌这抹布的意思，他拍了一下我的大头，笑了。
从这开学的第一天开始，大家就说郭先生对我最好。他是郭先生的种，当郭先生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四下传说着。似乎充满着嫉妒又似乎充满着不屑，好像如果我真的是郭先生的种，郭先生对我的好就要打个折扣似的。
“郭东方——”他们冲到我面前可着喉咙大声地喊着郭先生的名字，好像我是他们的一面镜子或一片深谷。当然，这都是在郭先生不在的时候，或者在路上，或者在我要找他们玩的时候，更多的是我拿着奖状或中午坐在教室里独自看书。
但我还是那么幸福有加地生活在郭先生的关心里，生活在郭先生的细语春风里。我说过，像我这样没心没肺的人，幸福总是最彻底的。幸福着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我并不急着去问妈妈。
每一天中午，都是我们这些读书仔最疯最开心的时候，我们的喧哗声，常常把村里一些还没有上学的孩子也都勾了过来。因为我们，鬼都给吓跑了。学校在村脚，设在一座老祠堂里，据说以前这里常常闹鬼，加上祠堂里放得都是祖宗的牌位和散发着青漆味的棺材，胆子小的人即使在白天也是连跑带跳地经过这里。但自从变成了学校，再没有谁看见过闹鬼的事了。就连那乌黑得有点阴森、庞大得有点压抑的棺材，都成了我们抓谜藏和骑木马的好地方。此外，我们还玩拧新、出兵、跳房子、跳皮筋等游戏。
一天中午，我们大家正在玩拧新，有点像出兵，我到你那儿轻轻拧一下，你又到别个同学那里轻轻拧一下。大家拧得团团转，四处跑，就像一窝开了箱的蜜蜂。尤其是女同学，刚换上春装，像一只只美丽的花蝴蝶，她们一惊一叫地往四下的田里跑去，又兜回来，像是躲避又像是引逗。刚从厚厚发毛的冬装里褪出来的白白的胳膊、软软的春泥和绿油油的田野，还有女同学悦耳的惊叫，让我们大家忘了时间。不知不觉，上课的时间都过去了。
郭先生怎么还没来？大家心照不宣地交流着，生怕被班长这个管家婆听到。
“回教室。回座位。”管家婆开始喊大家了，后来干脆“铛——铛——”把檐下的铁条敲响了。
大家陆陆续续回到教室，但大部分人并不在自己的座位上坐着，大家都充分发挥着自己的个性和爱好，有的人坐在桌子上，有的硬是要坐在别人的膝盖上，有的坐在窗台上，还有的人站在先生的讲台上，教室更闹了。
郭先生很少迟到的，今天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很多同学奇怪地议论着。
“大头。”郭三喜突然冲着我叫道“大头！回去叫你妈妈放了郭先生吧，我们还等着他上课呢。”
男同学哄堂大笑，女同学嘴里不敢笑出声，但也都睁大眼睛看把戏一样看着我。
“叫你妈，叫你妈的水牛x把人放了。”我说。
这会连女同学也捂着嘴笑了。
他们知道在我这，嘴上赚不到什么便宜，结果都会用拳头来对付我。果然，郭三喜提着他的拳头向我走来。
“有种的你再说一遍！”
“你妈水牛x！”我瞟了他的拳头一眼，想了想，还是用我那皱巴巴的声音再说了一遍。
“有种的你再说。”他用力地推了我一下。
“你妈水牛x！”这一回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声音响亮，一点都不打皱。
“卟”他一拳打在我的鼻子上。我感觉一酸，随即一股咸咸的液体汩汩而出。
“你妈水牛x，你妈水牛x。”我一个劲地喊着，是那种真正的血口喷人的味道。
“流血了，流血了。”有人开始叫，有人过来帮我止血，有人把郭三喜拉开。
“你妈水牛x！”我挣开帮我止血的人继续骂着“我要说一亿遍，一亿亿遍：你——妈——天——大——水——牛——x——”
“好了，好了，大家都到自己的位置去，郭先生就要来了。”管家婆敲着讲台桌说。
这时候，我们村的老光棍二宝经过学校门口，听见管家婆这么说，就笑着说“早着呢，你们的郭先生还在找他的裤子呢。”
“二宝，你瞎说什么。你再瞎说，我们就去告诉大匡他妈。”管家婆急忙说。
大家哄堂大笑，差点把屋顶的瓦片掀翻了。
二宝虽然年纪一把，辈份也不小，但大家都直呼其名；虽然打着光棍，但福气不错，时常帮着大匡他妈干点事，也就时常可以暖暖脚。
“你他妈才瞎说呢。”二宝不气反笑了“不信你带一班同学到木匠林那看看。很多人都在那看好戏呢。木匠林这会正把郭先生的衣裤一件件用竹竿挑着挂在院子里吹风呢。”
看来，郭先生这次又是忘了闩门了。
大家面面相觑，有点不敢相信似的。最后大家把目光虚晃到木匠林的儿子郭小林身上。
“看什么看？没见过祖宗啊！”郭小林勇敢地迎着大家的目光，并不气短“阿猫和阿咪，大家都一个样。”
“郭先生好。”靠门口的一些同学突然大声地喊道。这是我们常用的通风报信的方式。
郭先生果然来了。他看起来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郭先生早。”二宝一见，笑嘻嘻地扛着锄头走了。
“同学们早。”郭先生条件反射地喊道。
大家大笑。
“上课。”郭先生赶紧说。
“起立。”管家婆赶紧严肃有加地喊道。有的同学都笑得站不起来。
“这节课，我们唱歌。”我们上的是复式班，但音乐课是三个年级一起上的，郭先生等大家一坐下就开始上课了，并不说一下自己为什么迟到了。以往他可不是这样的，看来，二宝说的是真的。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郭先生领我们唱了起来。郭先生喜欢唱歌，也唱得好，听说读师范的时候还得过奖。所以，时不时，他就会教我们唱歌。
“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大哥哥好不好，我们一起去抓泥鳅——”
郭先生今天好像特别想唱，在同学们“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欢呼声中，郭先生唱了一首又一首。窗外，不时有乡亲们驻足观望，但郭先生一点也不在意，好像还越唱越起劲。一个下午，就在此起彼伏的歌声中度过了。
“时间到了，放学吧。”郭先生突然说。
“啊？”同学们不由得叫出声来。
但放学毕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大家把原封未动的书包挂在肩上，一窝蜂地出了教室。
我的动作总是最慢的，平时郭先生总是说小老头我们走吧，但今天，郭先生好像比我还慢，好像存心要走在最后。当我走出教室的时候，我发现先出来的同学并没有像平时一样四散开去，而是聚在小小的操场上议论纷纷。在操场一角的山墙上，正插着一根细细的竹竿，竹竿上挂着一条漂亮的红色的三角短裤正迎风飘扬。
“是郭先生的。”有人轻声地说。
“你怎么知道？”有人笑着问。
说的人马上噤了舌头，缩到人堆里去了。
我想都没想，上去拔出竹竿，扛着大旗拔腿就跑。
我不知同学们什么反应，但我分明看到走出教室的郭先生正无限温柔地看着夺路而跑的我，就像一个指战员看着他心爱的旗手向无名高地英勇进发。
我确信，这条漂亮的红裤衩是郭先生的。在我们这儿，不会再有人有这样漂亮的短裤了。大家的裤衩是千条一律的蓝色，平脚，就像把一条长裤齐腿截去一样，所以大家都叫它裤头。就是这样的裤头，大家也都可以当外裤穿，好几次我看到叔叔大伯们皱巴巴的鸡鸡贼头贼脑地耷拉了出来。
“鸡鸡，它出来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惊喜地告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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