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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喂，是安惠彦吗？”去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手机里传出一个女声。
“噢，你是？”我随口应道。
“你能听出我声音吗？”女声接着问道。
“听不出来。”我很尴尬地笑笑。
“我是你同桌！”立即，我开始在脑海里搜索我所有同桌的影子，可遗憾的是我还是不知道对方是谁。
虽然上学不多，但从小学到初中，再到上班后上的各种培训、党校什么的，同桌还真的不少，我真的猜不出。
“我是马玉英！”对方很明显加重了语气。
哈马玉英，我在史中的同桌，我们那时候管她叫老歪。
电话中得知，老歪高中毕业就去当兵了，专业后分配在了新市区工商局。呵真没想到，我俩竟然在一个单位！更为惊奇的是，我俩在一个单位十年了，却不知道对方也在本单位。
据老歪说，她是在我们红盾内网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但不敢确认。因为在她记忆中我是穿制服的，所以她顺着我的联系电话找到了我，想试试看是不是我，没想到还真试对了。
老歪说，人到中年，开始越发怀念学生年代的美好时光。是啊，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开始各奔东西，结婚后我们开始为家奔波，有了孩子后又拉扯孩子，那时候我们整天忙乎的头昏脑涨的，还真没闲情也没精力去回首，去追忆。如今，孩子已经长大，家庭状况也日趋稳定，所以会在不经意时回想过往的曾经，是人之常情。
随即，和老歪留下了联系电话，并承诺再去市局办事时一定去新市区看看她是不是变样了。
毕业的时候，我17岁，今年我37岁，真是弹指一挥间，二十年的光阴已经匆匆流过。
几天后，我去市里办事，顺便去新市区看了看老歪，老歪的样子一点都没变，如果非要说有是变化，就是她烫了头发，穿了马靴，而我记忆中的老歪好象是不爱打扮，也不太讲究什么的。
春节和老歪电话联系，老歪随丈夫回了山东婆家，正月初九老歪给我电话说，她已经回保定，并说我如果去保定可以把同在保定的建花叫上小聚。
2、
建花，我在史中的一个好朋友。
那时候，我和建花很投缘，我们两个都属于那种脑瓜很聪明，但脑子不往正点上用的主。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一下课，她立即回宿舍从褥子底下拿出小镜和梳子梳理她那几根睡觉时经常敲起的头发帘；我们一宿舍女生站在外面台阶上吃饭的时候，她总爱一边嚼馒头一边唱一句歌，然后我们大家开始一人一句地接着唱，或一起合唱；刚开始学英语语法的时候，她大大咧咧地对我们说，i不待理你们，也是她让我们开始习惯中英文混合着说话
记忆中的建花总是那么笑呵呵的，好象总是很小孩子气，却又很明事理，很招人喜欢。
那时候：我们周六回家拿些炒咸菜和零食到学校，和在一块吃；一块端着脸盆去河滩里洗衣服；一块翻墙头跑出去看电影；一块对老师说谎话装肚子疼头比早操，还达成友好协议，大家要轮着肚子疼；一块在跑早操的时候溜进操场上的那个厕所，宁可闻十分钟的臭味也要逃避早操，惹的杨树堂主任在厕所口堵着捉我们；一块朝小道去她们家和我三姐家；还在毕业后在县城一块上会计培训班的时候，逃课去逛小派山
初中毕业后，父亲给我走关系安排在了粮食局，九三年父亲临去世时，又向县委政府申请把我调进工商局。建花则是又补习一年考上了铁路技校，技校毕业后分配在了保定铁路。
3、
虽然我们上学的时候很淘气，但我们也很爱史中！尤其是如今人到中年，就开始愈发怀恋在史中的点点滴滴。
在史中上学时，我们在家北村的花果山留下了足迹；学校前后的两个河滩里都留下了我们的笑声；史家寨的供销社里我们经常去转着玩；经常是买上布料让史家寨那个裁缝给我们做衣服穿；在后院的伙房打饭时我们乱七八糟地排队，还经常插队；我们在值日的时候会抬着水桶到伙房里打热水，也会去学校前面的泉水那抬凉水。
那时候，我们中午打八两馒头，虽然馒头里经常是面虫，但我们一顿饭也要吃六两，剩下的二两就在课间当零食吃了；我们吃三分钱白菜汤，菜汤表层漂着一层黑乎乎的油虫；门口姓张的老头卖烧饼，还卖一毛钱一碗的挂面汤，虽然我不爱吃挂面，那因为实在吃不了学校的油虫菜，所以我也经常买挂面汤；那个养了九个闺女的大妈在我们学校卖小饼，有甜的，有咸的，一毛钱一张，我经常买着吃，我还见有的同学用馒头换小饼吃；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会掰着馒头瞄准宿舍前面的小树打，更多的时候我们会主动把剩饭剩菜倒进学校前面的那个老头老太放在我们宿舍前的泔水桶里，那时候，那老头老太经常给我们端泡菜，很好吃。
那时候，冬天的时候我们也是五点半起床，我们迷迷糊糊，黑咕隆咚地围着操场转圈跑早操。那时候，我们去厕所也爱拉帮结队，并且自创去厕所叫“拉灯”（轮蹲—伦敦——伦敦的英文叫法——拉灯）。那时候，我们晚上的尿盆是个大铁锅。那时候，我们很喜欢值日，因为值日可以不出早操，可以多睡五分钟。那时候，我们特别齐心，敲钟的老师睡误了，我们躺在床上睁着眼谁也不做声，当外面终于敲响钟声并宣布不用跑早操的时候，我们同时欢呼。那时候，我们还经常在夏天的晚上坐在宿舍的窗户上聊天。
那时候，我们管班主任叫老板。那时候，我们赞服我们那高才却不得志的校长，他经常披个破大衣坐在门台上晒脚丫，我们说他的形象好象放羊的。那时候我们会在上课之前自发地唱会歌，看时间快到上课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找个很长的歌来唱，借以耽误上课时间。那时候，我们唱“鞋儿破，帽儿破”唱“小草”唱“十五的月亮”和“望星空”还唱“五星红旗”和“唱支山歌给党听”那时候，我们教室的电棍不亮的时候，总有人站在桌子上摸摸启动器，然后灯就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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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是安惠彦吗？”去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手机里传出一个女声。
“噢，你是？”我随口应道。
“你能听出我声音吗？”女声接着问道。
“听不出来。”我很尴尬地笑笑。
“我是你同桌！”立即，我开始在脑海里搜索我所有同桌的影子，可遗憾的是我还是不知道对方是谁。
虽然上学不多，但从小学到初中，再到上班后上的各种培训、党校什么的，同桌还真的不少，我真的猜不出。
“我是马玉英！”对方很明显加重了语气。
哈马玉英，我在史中的同桌，我们那时候管她叫老歪。
电话中得知，老歪高中毕业就去当兵了，专业后分配在了新市区工商局。呵真没想到，我俩竟然在一个单位！更为惊奇的是，我俩在一个单位十年了，却不知道对方也在本单位。
据老歪说，她是在我们红盾内网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但不敢确认。因为在她记忆中我是穿制服的，所以她顺着我的联系电话找到了我，想试试看是不是我，没想到还真试对了。
老歪说，人到中年，开始越发怀念学生年代的美好时光。是啊，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开始各奔东西，结婚后我们开始为家奔波，有了孩子后又拉扯孩子，那时候我们整天忙乎的头昏脑涨的，还真没闲情也没精力去回首，去追忆。如今，孩子已经长大，家庭状况也日趋稳定，所以会在不经意时回想过往的曾经，是人之常情。
随即，和老歪留下了联系电话，并承诺再去市局办事时一定去新市区看看她是不是变样了。
毕业的时候，我17岁，今年我37岁，真是弹指一挥间，二十年的光阴已经匆匆流过。
几天后，我去市里办事，顺便去新市区看了看老歪，老歪的样子一点都没变，如果非要说有是变化，就是她烫了头发，穿了马靴，而我记忆中的老歪好象是不爱打扮，也不太讲究什么的。
春节和老歪电话联系，老歪随丈夫回了山东婆家，正月初九老歪给我电话说，她已经回保定，并说我如果去保定可以把同在保定的建花叫上小聚。
2、
建花，我在史中的一个好朋友。
那时候，我和建花很投缘，我们两个都属于那种脑瓜很聪明，但脑子不往正点上用的主。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一下课，她立即回宿舍从褥子底下拿出小镜和梳子梳理她那几根睡觉时经常敲起的头发帘；我们一宿舍女生站在外面台阶上吃饭的时候，她总爱一边嚼馒头一边唱一句歌，然后我们大家开始一人一句地接着唱，或一起合唱；刚开始学英语语法的时候，她大大咧咧地对我们说，i不待理你们，也是她让我们开始习惯中英文混合着说话
记忆中的建花总是那么笑呵呵的，好象总是很小孩子气，却又很明事理，很招人喜欢。
那时候：我们周六回家拿些炒咸菜和零食到学校，和在一块吃；一块端着脸盆去河滩里洗衣服；一块翻墙头跑出去看电影；一块对老师说谎话装肚子疼头比早操，还达成友好协议，大家要轮着肚子疼；一块在跑早操的时候溜进操场上的那个厕所，宁可闻十分钟的臭味也要逃避早操，惹的杨树堂主任在厕所口堵着捉我们；一块朝小道去她们家和我三姐家；还在毕业后在县城一块上会计培训班的时候，逃课去逛小派山
初中毕业后，父亲给我走关系安排在了粮食局，九三年父亲临去世时，又向县委政府申请把我调进工商局。建花则是又补习一年考上了铁路技校，技校毕业后分配在了保定铁路。
3、
虽然我们上学的时候很淘气，但我们也很爱史中！尤其是如今人到中年，就开始愈发怀恋在史中的点点滴滴。
在史中上学时，我们在家北村的花果山留下了足迹；学校前后的两个河滩里都留下了我们的笑声；史家寨的供销社里我们经常去转着玩；经常是买上布料让史家寨那个裁缝给我们做衣服穿；在后院的伙房打饭时我们乱七八糟地排队，还经常插队；我们在值日的时候会抬着水桶到伙房里打热水，也会去学校前面的泉水那抬凉水。
那时候，我们中午打八两馒头，虽然馒头里经常是面虫，但我们一顿饭也要吃六两，剩下的二两就在课间当零食吃了；我们吃三分钱白菜汤，菜汤表层漂着一层黑乎乎的油虫；门口姓张的老头卖烧饼，还卖一毛钱一碗的挂面汤，虽然我不爱吃挂面，那因为实在吃不了学校的油虫菜，所以我也经常买挂面汤；那个养了九个闺女的大妈在我们学校卖小饼，有甜的，有咸的，一毛钱一张，我经常买着吃，我还见有的同学用馒头换小饼吃；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会掰着馒头瞄准宿舍前面的小树打，更多的时候我们会主动把剩饭剩菜倒进学校前面的那个老头老太放在我们宿舍前的泔水桶里，那时候，那老头老太经常给我们端泡菜，很好吃。
那时候，冬天的时候我们也是五点半起床，我们迷迷糊糊，黑咕隆咚地围着操场转圈跑早操。那时候，我们去厕所也爱拉帮结队，并且自创去厕所叫“拉灯”（轮蹲—伦敦——伦敦的英文叫法——拉灯）。那时候，我们晚上的尿盆是个大铁锅。那时候，我们很喜欢值日，因为值日可以不出早操，可以多睡五分钟。那时候，我们特别齐心，敲钟的老师睡误了，我们躺在床上睁着眼谁也不做声，当外面终于敲响钟声并宣布不用跑早操的时候，我们同时欢呼。那时候，我们还经常在夏天的晚上坐在宿舍的窗户上聊天。
那时候，我们管班主任叫老板。那时候，我们赞服我们那高才却不得志的校长，他经常披个破大衣坐在门台上晒脚丫，我们说他的形象好象放羊的。那时候我们会在上课之前自发地唱会歌，看时间快到上课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找个很长的歌来唱，借以耽误上课时间。那时候，我们唱“鞋儿破，帽儿破”唱“小草”唱“十五的月亮”和“望星空”还唱“五星红旗”和“唱支山歌给党听”那时候，我们教室的电棍不亮的时候，总有人站在桌子上摸摸启动器，然后灯就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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